2020可能是外资最忙的一年

根据新华社12月13日晚的消息，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同时，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

就在12月14日，有“公募一哥”之称、资产管理规模达5.9万亿美元的美国Vanguard集团（先锋领航）和支付宝的运营商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宣布建立合作关系。

先锋领航方面称，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两家公司的合资公司将为中国个人投资者提供基金投顾业务服务，即先锋领航将进军中国的智能投顾市场。这一合作的建立经历了近半年的考验和等待。

今年6月，天眼查数据显示，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对外投资，成立先锋领航投顾（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当时，先锋领航方面则表示，仍需等候监管层批准。

而这一案例只是中国加速金融开放的一个缩影。2019年诸多开放行动逐步萌芽，2020年我们也将看到更多的实际进展。究竟洋和尚明年会在中国念一本什么经？不妨我们先来盘点展望一番。

外资挖角投研人员、加码A股投资

12月14日，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目前中国A股、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资产都已经被纳入到明晟、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彭博巴克莱等多个国际重要的股票债券指数。2019年前三季度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900亿美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外资通过陆股通净流入A股约3100亿元。鉴于互联互通机制的便利性，其成了近两年外资青睐使用的布局中国的渠道。而就在12月13日，央行开始对另一大渠道（QFII，即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再次进行重大修缮——继9月取消QFII/RQFII额度限制后，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起草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资金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以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境内证券投资，引入更多境外长期资金。

《征求意见稿》对外资关心的资金汇出入等问题做出了回应，不再要求境外机构投资者汇出累计收益时提供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投资收益专项审计报告、税务备案表等材料，以完税承诺函替代，极大简化其资金汇出入手续。

此外，不再对境外机构投资者分币种管理。同时，《征求意见稿》针对衍生品业务相关规定合格投资者在境内开展的衍生品交易（此前外资通过QFII无法在境内使用衍生品），仅限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外汇风险对冲和股指期货交易。

随着准入性的不断强化，外资目前也在为加码中国市场进行一系列准备——今年9月，美国大型基金公司景顺任命谢征傧为A股方面的战略及业务开拓总监。此前谢征傧供职于MSCI长达18年之久，任MSCI亚太研究总监，他见证并推动了A股纳入MSCI的关键几年，与中国证监会、各大交易所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备受关注的是，这也是美国大型资管机构罕见地招聘中国A股相关的高级职位，这也意在吸引更多全球投资人布局A股。此外，目前众多猎头也在忙着为各大外资机构寻觅合适的A股基金经理和研究人员。

外资对A股的布局从景顺近期发表的一则研究报告中就可见一斑——《跳脱新兴市场看A股：建立专注于A股的投资组合》。景顺认为，尽管并不清楚何时MSCI才会100%纳入A股，但一旦最终100%纳入，A股将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占到15%的比重，比重之大也值得外资将A股单独考量。

此外，笔者也了解到，部分中东投资者正在通过一些外资基金了解布局A股的契机。

之所以外资要将A股独立看待，原因也在于，驱动中国经济增速的动能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并不同，2018年数据就显示中国国内消费占到GDP增速的76.2%。相较之下，其他核心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更加曝露于全球趋势之下：韩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而大宗商品则驱动着南非、巴西和俄罗斯的增长。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企业、货币周期都与全球并不相同。

因此，景顺也认为，建立一个专注于A股的投资组合是有价值的，而早年外资布局中国的投资组合大多由新兴市场股票、以及在香港和美国等上市的中国企业组成。

其实，除了A股，中国债市也不断开放，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受到外资关注的相对高收益市场。就今年前9个月来看，外资持有的中国在岸债券已高达2.2万亿元人民币，外资在中国国债的投资占比也已接近10%。

“洋私募”备战公募

目前，已有超20家外资机构获得了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WFOE PFM”）资格，即各界所谓的“洋私募”。随着原定于2021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多家洋私募已在推进“私转公”的准备。

根据今年8月基金业协会披露的数据，共有21家外资机构在协会登记，备案产品46只，资产管理规模（AUM）54亿元人民币。

目前，最确定要申请公募牌照的外资机构便是富达、先锋领航和贝莱德，后两者皆是来自美国的资管巨头。不同于早年的QFII渠道，“洋私募”可以从中国境内募资、投资中国股债市场，而前者则是从境外募资。目前，中国还不存在外资独资的公募基金。

但是，要设立公募并不容易，即使拿到了牌照，如何开拓中国在岸市场，如何投中国投资者所好，如何招聘合适的业务负责人、基金经理及研究人员，并与中国公募的激励体系接轨等等，这都是考验外资的关键。归根到底，公募的成本不容小觑。

几家备战公募的外资从年初就开始“挖人”。今年4月，贝莱德宣布任命汤晓东为中国区主管，于同年7月起生效，汤晓东负责管理发展和执行贝莱德在中国的长期业务战略。

之所以该任命受人关注，也是因为汤晓东之前的相关履历颇丰，此前他任广发证券副总经理兼广发控股香港总经理，曾于华夏基金担任总经理，任职期间带领华夏基金与多个国际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有效推进国际业务策略的本土化。

11月6日，富达国际宣布，公司正积极准备并将在恰当时机提交公募基金牌照申请，当该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时，何慧芬将出任该公募基金公司的总经理一职。这也是富达国际首次明确表态将提交公募牌照申请。

笔者也了解到，目前多家机构已经在筹备申请材料。根据此前内资“私专公”的经验，一般的流程为——将材料交给监管进行线下预审；等到正式申请时，证监会则会给予相关机构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机构可正式提交通过预审的资料；此后外资机构可能会收到受理函，随后的6-8个月会进行很多轮反馈，一直到证监会给予批复函，方可设立公募基金；此后的6个月则需要完成人员的招聘、系统筹建等工作，在证监会完成现场检查后，则可给予开业批文。因此，整个流程预计将超过1年。

不过，更多的洋私募对于“私转公”并无明确的计划表，它们的当务之急更在于跑出业绩曲线和熟悉中国投资者。笔者也从多家猎头和相关本土基金经理处了解到，多家洋私募也向中国本土基金经理伸出橄榄枝，不过这种过渡并不简单，一来是中国公募基金的激励机制已较为完善，二来是本土基金经理很难真正融入海外资管机构的投资、风控等流程，最简单的例子便是，且不提外资基金经理多数看不懂城投债，即使看懂了，要说服全球团队来作出投资决策，仍是难上加难。

合资券商将迎本土挑战

合资券商也是金融开放的大本营，除了瑞银、野村、瑞信，诸如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则都是来自于美国。

在2018年4月28日，证监会公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控股合资券商；2019年3月底，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已依法核准设立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监管层核准后，有6个月时间进行筹备，在此后的现场检查通过后，方可正式开业。

为此，相关合资券商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例如人员招聘、系统筹备等工作。而近期，野村也宣布，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已获得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值得注意的是，野村此次拿了四块牌照——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及证券资产管理。然而，盈利性最强的投行业务（IPO、承销保荐）牌照则不在其中。

笔者也了解到，之所以目前外资暂不涉及该领域，也正是考虑到成本收益比，尽管投行业务盈利颇丰，但其面临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且人员成本巨大。相比之下，投顾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更有利于外资发挥自身的优势。

前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高挺已经确认加盟，任野村东方董事总经理，未来将专注A股策略方面的研究，并将负责野村东方研究部门的相关业务。

转视国内券商的情况，自营和投行业务正在成为券商的核心竞争力。梳理前11月的单月经营业绩发现，从排位来看，中信证券稳坐头把交椅，前三位次，中信、国君已锁定两席。2019年前三季度，36家上市券商实现自营业务收入约850亿，约占全部营收三成。

此外，投行业务在年内逐渐回暖。2017年下半年延续至2018年的IPO审核趋严，一度令中小券商难为“无米之炊”，但伴随科创板开市、平稳运行，券商投行业务业绩得以增厚。不过，投行业务马太效应明显，其仍是头部券商的主战场。

据Wind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市券商共实现237.44亿元的承销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3.24%。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和中信建投该项业务营收净利排在前列。广发证券、国泰君安、招商证券、国信证券、华泰证券、东方证券榜上有名。

未来，证券业格局远未固化，内资之间以及中外机构之间激烈竞争将继续强化。目前，在资本市场由点到面深化改革及全面开放中，头部券商定力更足，市场将加速分化。例如，未来更多产品的推出（更多的股指期权期货产品以及个股期权等），也将考验券商的业务创新能力。

外资行加速拓展在华业务

十二年一轮回。从2007年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明确鼓励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设立法人银行，到2018年银行业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再到2019年中国金融扩大开放加速，外资行将迎来在华发展的新阶段，业务范围也将有所扩大。

由于早前外资行的中国本土业务存在一定限制，加之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资行的发展。数据显示，2007年至今，外资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逐年下滑。从最初的2.38%下滑至2017年末的1.32%。当然，同期中资银行资产扩张的速度远高于外资银行，这也使得整个基数变大了，相较之下，外资行的资产占比就有所下降。

未来，外资行的战略也或将发生重大转变。多年来，外资行最大的优势在于跨境业务，但随着外部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对外贸的依赖度会逐步下降，且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活动或将放缓，而上述业务过去是外资行“跨境业务”优势的体现。为了应对趋势的变化，抓住中国金融开放的机遇，加码中国境内业务可能是未来3-5年的重点。

当然，这一战略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外资行，关键在于哪些外资行有能力、资金、牌照来撑起境内业务。今年初，北京银行拟与ING Bank N.V.设立合资银行（ING持股51%），因此后续外资控股中资银行的可能性也受到关注。

不过，多位资深银行业人士对笔者表示，目前需要考量的是控股中资行对外资的成本收益比，ING的直销银行战略仍只能被看作一个独特的案例。早年，外资行进入中国之初，有些希望“通吃”公司和零售业务，然而零售业务停滞不前；也有银行希望在中国复制在亚洲的信用卡业务优势，但至今并无太大进展。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对于本土偏好较重的业务，外资行控股或许并非理想的路径。如果外资行抱着开拓中国零售消费市场的目的，进入消费金融公司或许是更可行的选择。

此外，近期外资行也获得了更多业务资质。例如，德银和法巴此前获得了A类主承销业务资格，这将使得外资行有机会开拓中国境内几十万亿信用债市场的承销业务。

当然，挑战和机遇并重——如何强化对境内信用风险的研究分析工作，如何熟悉境内的客户、渠道，如何与海外客户推介境内债券等，这都将是外资行未来急需强化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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