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人成功密码：敢冒险、爱抱团、肯吃苦

要论中国经济第一方阵，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当仁不让，它们长期占据了全国各省GDP排行榜的前四位。

可要说起改革发展路径，浙江与其他三省却是迥然不同的。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是从珠三角地区向粤西、粤北和粤东北地区涌浪式发展的；江苏是从苏南地区向苏中、苏北地区强劲增长外溢的；山东是由胶东半岛经济圈拉动鲁西山区贫困带脱贫前行的。

由此可见，广东、江苏、山东的改革发展都是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推进的，由强而弱，先富带后富，符合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但浙江不一样。

改革开放之初，以温州为代表的浙南地区异军突起，温州商人一时间名声大振。后来，随着“温州模式”的“北伐”，浙江改革才延伸到了相对富庶的浙北地区。

可以说，浙江的改革发展是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推进的，听上去像是一种经济学悖论。

为什么浙江改革发展是从贫困的温州开始的？温州商人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关于这些问题，小巴在《胡宏伟的浙商30讲》找到了答案，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1 温州抓住了历史机遇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温州是极度贫困的。

一方面，是因为先天环境有劣势。温州自然资源匮乏，地势偏远，交通不便。

另一方面，是因为后天投资不占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浙江所获得的国有投资在全国各省中是最少的，而温州所获得的国有投资又是浙江各地级市中最少的。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到1978年，在国家对浙江的投资总额中，温州只占3.24%；国家对温州工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是6亿元，仅为宁波的1/4。

但这样的劣势，反而给了温州绝地反击的动力。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两种模式：资源依托型和市场导向性。因为资源匮乏，温州别无选择，只能一股脑儿扎进市场经济的环抱。

再加上地势偏远，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特殊历史时期，温州受政府管控相对薄弱，率先得到了发展市场经济的生存机会，老百姓的创业热情也因此被激活，一大批专业市场拔地而起。

同时，国家财政投入少、国有经济薄弱，为温州民营经济的突破和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民营企业得以后来居上。

在这个过程中，温州实现了三个关键性的突破：第一，率先实现了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的突破；第二，率先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突破；第三，率先实现了从“一大二公”到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的突破。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温州模式”就逐渐扩散到了浙北地区乃至整个浙江。

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改革发展就是从温州开始的，浙江发展的模式就是“温州模式”的提升和放大。

02 温州商人助推温州崛起

温州率先崛起，离不开温州商人的付出。那么，温州商人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首先，迫于自然条件差等现实压力，温州商人敢冒险，很早就开始外出谋生。

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成千上万的温州手工艺人和小商贩就背着黄杨木雕、石雕、瓯绣，从故乡出发，跋山涉水，一路走到地中海沿海去做生意。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总人口是600多万，走出浙江的就达到了160多万。

今天，温州商人遍布全球各地，莫言曾经说：“地球上也许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去不了的地方。”

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在非洲加蓬，温州人程志平将木材生意做到了龙头老大，娶了酋长的女儿，儿子还差点做了总统；

或是这样一个梗：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广场上的广告牌跌落，砸伤了3个人，都是温州人。

其次，相对于单打独斗，温州商人更爱抱团取暖。

全世界各地，都有“温州街”的身影，比如福建泉州义全“温州街”、内蒙古包头“温州街”、中国台湾台北“温州街”，甚至是法国巴黎第三区“温州街”、美国洛杉矶“温州街”……

而温州商会的存在，更是温州商人爱抱团的最佳证明。

早在1901年，温州商界人士就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的商人统一组织——温州府商会。经过10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温州商会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商会工作经验。

目前，国外有法国温州商会、泰国温州商会、匈牙利温州商会等；国内更是建立起了覆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商会网络，还设有常务理事会、理事大会和监事会等，分工明确，职责清晰。

除了敢冒险和爱抱团之外，最关键的是，温州人肯吃苦。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商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哪里有生意，他们就去哪里，只要是有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事情，都愿意去尝试。

温州商人深刻诠释了浙商精神的精髓，即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肯吃苦。

在这些特质的加持下，温州商人获得了成功，也助推了温州的崛起。

温州商人

声明：本站刊登(转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本站赞同其观点,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转载本文请注明出处:http://www.btcinst.com/notice/1797.html

很赞哦！ ()